您的位置:澳门新葡亰亚洲在线 > 人文 > 略论太武帝灭佛---宗

略论太武帝灭佛---宗

发布时间:2019-01-24 19:33编辑:人文浏览(196)

      灭佛,也称法难,即佛教发展过程中遭受统治者或异教徒种种迫害、横难。佛教自创立至今,经历了无数次灾难:东印度金耳国设赏迦王迫害僧人、毁坏佛塔、破佛陀成道地的菩提树;摩揭陀国佛沙密多罗王灭佛;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臾那王朝歧视佛教,乃至回教王朝灭臾那王朝,并将佛教消灭殆尽;十六世纪末,锡兰一世使全岛无一比丘;朝鲜的李朝燕山君破坏佛教;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废佛毁释;在中国西藏朗达磨王灭佛;中国汉地的“三武一宗” 法难。以上法难或起于为政者信奉他教,或起于异教徒之迫害,或由于教团本身内部在教理上的冲突,或因为统治者歧异,背景不同,原因不一,受摧残的程度也各异。就中国汉传佛教来说,“三武一宗”法难,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有名的灾难,而其中的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佛教遭受封建专制统治者摧残的第一次厄难,其时间之长,迫害结果之惨重,史无前例,是其它三次法难不可比拟的。客观地说,后三次法难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当时社会秩序而对佛教进行整饬,只是敕令僧人还俗、拆毁寺院、焚烧佛像等,并没有再使用诛杀沙门的残忍手段。而北魏太武帝要把僧人无论年龄大小全部活埋。

      道靠人弘, 若把出家人斩草除根了,佛教将毁于一旦。太武帝为何要对佛教下此毒手?身为佛子,对北魏太武帝灭佛的经过不可不知,灭佛的原因不可不察,灭佛的影响不能不深思。

      一种外来的思想要传入中国,最起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满足社会需要;( 二)有一个合适的“着陆点”,(三)得到提倡。

      当佛教传入中国时,统治阶级腐朽、豪强兼并酷烈,接着又是三国争衡、八王残杀、五胡乱华,连年混战、群雄割据。整个国家形成分裂状态,广大劳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不仅是下层的劳动人民如此,就连上层的文人士大夫甚至于皇帝也不例外。如自东汉以来至梁武帝即位约280年间,称帝的110人左右,平均在位不到三年,其中大部分是被杀、被废、被俘的。真是皇冠龙袍、荣华富贵顷刻丧落,下场凄惨,苦多乐少。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着朝不保夕的恐慌,时刻怀着对人生苦难的悲叹,对生死离别的忧虑。对人生慰藉的寻觅,对生活幸福的追求,成为当时生活的基调。佛教“人生无常,众生皆苦” 的思想正能抚慰痛苦的心灵,处于苦难深渊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对佛教的这种思想容易接受;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正是劳苦人民的渴求;佛教“慈悲不杀,反对战争”的主张正适合弱小统治者的需要。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类,在古代就不断地受着大自然的威胁、野兽的侵袭、疾病的困扰、群体间的斗争,人们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并且寿命都不长。在生存欲望的促使下,产生了对超己力量的崇拜、温饱的渴求、长寿的梦想。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产生了神仙方术等信仰。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已形成普遍性的神仙方术信仰。例如,秦始皇为求长生不死药,花费巨金,派方士徐福征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神药;汉武帝一生求仙50多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里,佛教的传播者找到了“着陆点”。 佛教就是依附当时的黄老道术被当作神仙方术的一类,以禅修实践所伴生的神异功能和神通,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引起人们的注目,而传入中国的。汉代信奉佛教的主要是宫廷上层人士,当时在上层社会流行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如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以神为誓”。(《楚王英传·后汉书·卷七二》)就是将佛陀当成攘定招福的神来祭祀的。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还得利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发展到了第一高潮。佛教信徒空前增多,就是因为有着皇室成员的信奉,大力提倡和支持。如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大正藏52卷76页下)虔诚崇尚佛教;北方一些最高统治者,如后赵的石勒、石虎尊崇当时名僧佛图澄;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尤其推崇佛教,前者请道安讲道;后者请鸠摩罗什到长安译经。南朝各代帝王大都信崇佛教,其中最突出的是如后来的梁武帝。他曾拟兼任白衣僧正,又多次舍身佛寺为寺务,再由群臣用重金赎回,以充实寺院经济。“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大正藏51卷999页上)佛教依恃封建皇权的倡导,使人们纷纷竭财以趋僧,破产以趋佛,佛教的声势达到前所未有的煊赫程度。

      由上述可知,在这注重现实的国度里,战事频仍的环境中,无论从人们接受角度看,或是从统治者提倡的角度看,他们信仰佛教并非是被佛教伟大的义理——缘起和四谛所折服,而是把佛教完全混同于追求现世利益的本土民间的信仰。信奉佛教的目的:统治者是通过祭祀拜佛,以求得个人的长命百岁、多子多福,求得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江山永固,后来的统治者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把佛教作为一种工具而信奉;下层的劳动人民信奉的目的无非是祈富贵、求平安、除病患。也由于允许汉人出家,对佛教实行免税免役的优惠政策,使出家人越来越多。但他们出家的目的不是为出离苦海、慈悲济世,而是为逃避现实。总而言之,“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于世间利益之想”,奉佛的动机,皆在求利。求利必堕入私欲,私欲刺激寺院势力迅速畸形发展,过分膨胀。寺院势力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时,灭佛事件发生势在必然了。

      北魏太武帝是大兴安岭北部东麓一带、以畜牧射猎为业的鲜卑族拓跋部的少数民族人,其祖父拓跋珪在淝水之战后,于公元386年即代王位,重建先世建立、后被苻坚所灭的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为加强北魏的统治力量,大量吸收汉族地主及士大夫参与朝政,极力提倡儒学,也信佛道。

      等太武帝登基后,为了巩固政权,重用了元老崔浩。因崔浩精通儒学,对于朝廷制度和各级机构的功能,尤其熟悉,所以凡是朝廷礼仪典章军国诏令,全由他负责,太武帝曾敕诸尚书:“凡军国之大计而卿等不能决时,皆可先谘浩而后行”。

      崔浩这人不喜欢老庄著作,他认为那些都是虚妄、矫情的学说,和人情世态不大切近败坏礼教,搞乱了先王之道;尤不信佛教,他是儒家大汉族主义者,鄙视佛教,并宣扬佛教是胡人的神。但他忘了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竟口无遮拦地说出这样的话,损伤了少数民族人的自尊心,因此惹恼不少鲜卑贵族,左右亲信大臣常常攻击他。太武帝不得已,命他保留公爵,返回私宅。可是,因崔浩的聪明能干,朝廷凡是发生争议、出现疑难问题,太武帝总是要召见他,听取他的意见。

      时有嵩山道士寇谦之修炼张道陵的法术。他曾把《图真经》六十余卷献给太武帝,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不信,也许崔浩研究修身养性之方的缘故,唯独他把寇谦之当作老师尊奉,追随他学习法术,并且上疏皇帝赞扬他。太武帝于是迎接寇谦之在山中修炼的弟子到平城,表示崇奉天师,宣扬道法,遍告天下周知。

      太武帝于崔浩言听计从。而崔浩每次与太武帝言论时,就加以诽谤佛教,常说佛教虚诞,危害社会。太武帝于是就顺从崔浩的劝告开始对佛教进行迫害。

      公元438年,在崔浩、寇谦之的劝诱下,太武帝下诏禁止五十岁以下的人出家为僧,有者一律还俗以充兵役。

      公元441年,废除民间神庙,以信佛为迷信。担任太子晃老师的高僧玄高和慧崇被处刑。

      公元444年,禁止官民私养沙门,正月下诏:“自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巫及金银工巧者,皆出之官曹,过今年二月十五日不出者,诛一门”,其范围以首都平城为中心而波及长安等诸州。

      公元445年冬,盖吴谋反于关中,太武帝西征。公元446年,太武帝西讨至长安,到一寺中,见有沙门在寺内种麦养马,又跟着征官到僧寮内,看到有弓矢等兵器。太武帝大怒,“此非沙门所用,全是与盖吴通谋,命有司诛一寺”,检阅其财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做窟室来匿妇女。

      崔浩又劝说太武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太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随后就下了诏书,其内容是:“昔后汉之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信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所无,夸诞大言而不本于人情,叔季世之暗,君乱主莫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仪大坏,鬼到炽盛而蔑如王者之法。自是以来,继代祸乱,天罚极行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此。朕承天之绪,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政,荡除一切胡神而灭其踪迹,庶无谢风氏。自今已后,有敢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今题胡人,若有若无,皆是前代汉人无赖之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使之王法废而不行,盖为大奸之魁,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所在,有诸佛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高僧传·昙始传》有着这样描述太武帝灭佛情景的:“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逃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灭佛将要达到斩尽杀绝的程度。

      做为佛子,我们不能以“废佛的帝王以及参加的帮凶,最后无不受因果报应的制裁而惨死:‘魏太武,司徒崔浩,因焚毁经像,坑戮沙门,崔浩既被腰斩,太武身感疠疾,竟为常侍宗爱所弑。’”所谓的“因果报应”来粉饰太平。虽然历史给我们留下对太武帝灭佛事件的记载就么简单,但简单的事件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原因:

      佛教势力的畸形发展危及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是导魏太武帝灭佛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

      (1)政治原因:纵观历史发展,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直到清朝灭亡,无论是国家处于统一还是在分裂割据的状态下,统治者的利益不容许任何人侵犯,他们在社会上都有着绝对的权威,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天下百姓只有闭起眼睛绝对服从的份,根本不能有一点儿反抗的举措。

      西晋以前,佛教在中国基本上是自由传播,汉人出家也极少。东晋十六国以来,因战乱不休,社会的苦难加速了佛教的传播。南北双方的统治者也有意大力提倡佛教,以稳定社会。后赵石虎打破了“汉人皆不得出家” 的禁令。后来有人又给出家人以免税、免役等特权,导致汉地僧人急剧增加。南北朝时期寺院和僧尼的增加速度更快。尤其是北朝,从《佛祖统记》历代僧尼寺数一览表中可见一斑(《中国儒道佛交涉史》第65页):

      而北方大量的民众出家,多是因为不堪忍受异族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并非真正信仰佛法,造成“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样的情况下,汉族本位思想作祟,也有可能谋乱造反。“在寺内种麦养马”,“ 看到有弓矢等兵器”。 作为帝王,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帝王看到这些心中的大忌,怎不恼火?其实,就在太武帝灭佛(446年)27年之后,就有沙门谋叛者:公元473年12月沙门慧隐谋反,公元481年2月沙门法秀谋反等,计在四十余年,沙门谋乱者共有八次。可见佛教已冲击了正常的封建政治秩序。当出现政治危机时,统治者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就采取极端措施——毁灭佛教,这是北魏太武帝灭佛的政治原因。

      经济原因:经济是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佛教的发展必须凭借一定的经济资助,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持,才能使僧侣安心办道,用功修行;才能使祖师大德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佛教经典的阐释、义理的发挥和佛教思想体系的创造;才有可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佛子,组成较稳固的、有独立性格的佛教僧团,佛教才能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按佛教的传统教规,佛教僧侣应以乞食为生。寺院建立以后,主要靠施主的布施。。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寺院得到统治阶级在经济政策上的支持而迅速发展。

      寺院财产的来源在南北朝及其以前的时期靠布施,布施的有:土地、钱、布帛等物。

      寺院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是度僧。由于僧侣们可拥有免役免税的特权,寺院里的僧众猛增。而北魏以前度僧权掌握在操之于寺院手中,只要愿意出家者,可直接向寺院索取度牒,故逃避徭役者往往出家为僧尼。“民多绝户,而为沙门”。

      除了自愿投附者外,还有比较低级的净人、侍人。北魏时这些人都是由犯重罪及官奴而来的,“以供诸寺扫洒,兼营田输粟”。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属于寺院的户口。如 南朝时“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蓄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郭祖深传》)北朝也是“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年大私度为弟子”。

      因此造成人丁大量流向佛门,使寺院势力迅速强大,财富也急剧增加。可是相应来说,也就极大地减少了社会的劳动力,减少了国库收入。所以太武帝就会在崔寇二人的诱导下,采取“禁止五十岁以下人为僧”、“禁止官民私养沙门”的措施,来增强国力。损害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是灭佛的深层原因。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以宗族宗法制度为基础而产生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关系,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道德规范,是绝对不能违反、逾越和破坏的。“忠” 和“孝” 成为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儒家思想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儒家礼法成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原则。以“忠、孝”为主旨的礼教,对维护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具有直接效用和现实价值,最适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始终保持其正统地位而难以动摇,且日益强化。太武帝登基后之所以器重崔浩,就是因为他看到儒家思想对其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也就是这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专制社会中形成了深厚的伦理关系网,其强大的道德观念对外来的思想具有强大抵制力。

      而来自印度佛教的思想理念大多不符合这一中国固有的统治思想。最明显的如佛教的“众生平等”理念与儒家严森的“等级制度”相矛盾;佛教有“剃除须发,辞亲出家,终生单身” 的行为,而儒家却认为“身体发肤受自父母,不能毁伤,何况剃除”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儒家看来 佛教的所作所为皆是大逆不道。

      儒释在理论上也有强烈的争论。如沙门是否礼敬君主就是儒释长期争论的焦点。印度佛教有着浓厚的出世传统,出家人对世俗的礼教可以不全部遵从。佛教《梵网经》有“出家人,不拜国王、父母和六亲”。《 涅槃经》和《四分律》里也有“出家人不向在家者敬礼”的说法。更有甚者,《佛本行经》有“国王应向佛陀以至出家人礼拜”的记载。这同我国固有的封建纲常名教发生严重的矛盾,触犯了封建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违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破坏封建统治者的神圣性。由此而引起一些儒家的不满和责难。东晋成康之世,庾冰从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出发,提出沙门应该向皇帝跪拜致敬,以致于形成儒释两家在“是否礼敬” 问题的争论。沙门是否礼敬王者主要涉及礼制问题。就思想性质来说,是佛教和儒家伦理思想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激化成抵制佛教传播的核心力量。北魏太武帝时的崔浩站在对统治者有利的立场,抓住当时佛教徒的弱点,猛烈攻击。崔浩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太武帝的诏书中“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就是儒家反对佛教的体现。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源自古代巫术和鬼神崇拜,奉老子为教主,《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的新教义,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受到统治阶级的信奉和推崇。

      佛道矛盾已久,可追溯至佛教传入中国。早在东汉时期,就为夺取“正统”地位而不断斗争。无论从汉明帝时神通较量,或是老子化胡说的故事中都可看出端倪。

      佛道之间曾有过激烈的“夷夏之争”。“夷夏之争”是关系着是否可以在中国存在的根本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固有思想排外的原因之一,是佛道二教争论的焦点,其目的是为争取在中国社会的权力和地位。“南朝人士所持可以根本推翻佛法之学有二:一为神灭,二为夏夷。因二者均可以倾覆释教,故双方均辩之至急,而论之至多也!”正是佛道有着这样的矛盾,太武帝时,道士寇谦之煞费心机,极力挑唆,是促使太武帝灭佛的诱因。

      儒、道都是中国固有的,它们都有排外的情结。当佛教传入时,两家对佛教的偏见就达成了共识。僧祐曾总结出当时人们对佛教有六种偏见,也就是所谓的“六疑”: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徵;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大正藏52卷95页上)达成共识后就会形成统一战线。“中国文化内部各家的争锋,因为大家是兄弟,打破脑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外来的佛教参与时,中国文化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你,何况佛教还想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文化对付佛教的突出表现就是在发现对付不了佛教的理论强势攻击时,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对付佛教”⑨可见这次法难也是佛教与固有思想文化矛盾的结果。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唐·杜牧 《阿房宫赋》)导致太武帝灭佛,佛教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包括佛教徒的行为原因和教理原因。

      当时社会战乱,大部分进入佛门的人是为了逃避税役而出家,发心不正,且世俗习气严重。进入佛门后,还是不学无术,不遵守清规戒律,为所欲为。 “真伪混淆,多生愆过”。有的脱离正常宗教活动,“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 更有甚者与朝廷结纳,干预政事,扰乱国政。如晋孝武帝时的尼僧支妙音。富倾都邑,权倾一朝,威行内外,结交后妃,窃弄大权,左右朝政。“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 僧人的形象严重受损,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出家人本以慈悲为怀,连蚂蚁都舍不得踩,可竟敢“种麦养马,暗藏兵器”;出家人“宁饮洋铜,慎无犯酒”, 可寺内竟有酿具;出家人断淫绝欲,可寺内竟隐匿妇女,佛门不许,社会不容,难怪太武帝“龙颜大怒”,“ 无长少悉坑之”。这次法难招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者是谁?挖掘墓穴、藏送佛教者又是谁?所谓的“佛教徒” 自身啊!

      教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环境变化时,就容易被别的思想取而代之。佛教初传入时依附于黄道、方术,魏晋南北朝时又依附于玄学,犹如水上浮萍,根无定所。

      佛教传入,首先是佛典翻译。佛典的翻译受地理环境、译者素质、语言文字、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佛教最初又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内地,而是从西域地区传入的,这些地方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印度梵语。印度佛教到西域已经发生变化,传到中国内地又进一步发生变化。由于印度、西域的佛典在语言文字、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固有文化有很大差异,翻译时又没有一定规则。“结果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译,而义理未尽,义难通晓,或因注重意译而失本旨,义多暧昧⑩”。后采取“格义” 或“合本”,道安大师又发现“先旧格义,多违于理”。再加上佛典的传入又不是按佛教发展时间顺序来的,而是大小乘一起混杂着进来的。更有甚者,译者为了和中国古有的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相协调,对佛典的原文作了选、删、节、动,使佛理前后矛盾、疑问百出,很难接受。“穿”的又是黄老方术的外衣,就很容易视佛教为荒诞、迷信。太武帝的灭佛诏书上就是这样指责佛教的。

      佛教创立的目的本是化世导俗,使人们离苦得乐的。可后来受玄学清谈风潮消极隐遁的影响,佛教徒也开始以独住深山老林为时尚,远离了社会现实。佛教便成了悲观厌世、逃避现实的麻醉剂。另一方面,佛教的传播者为了使世人接受佛教思想,一味地去媚俗,以致于失去了出世的特色,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品。佛教一旦失去特色,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很快就会产生灭亡的危机。佛教在“为化中国而中国化”的过程中,因其教理这一环节薄弱,而失去利用价值,也是太武帝下狠手的原因。

      “诸法因缘生”, 太武帝灭佛这一法难也是如此。当这些原因和合时,法难就难免爆发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借古鉴今,虽然今非昔比,当今社会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自由空间,但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也应铭记在心。

      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是信仰理念展现和发挥的枢纽,是修行实践和社会教化的基地,是了解佛教精神的窗口,是佛教荣辱兴衰的象征。佛教的复兴,寺院的建设是首要问题。在党恢复宗教自由政策后,殿堂辉煌,古刹重光,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可是,物质富裕的条件下,某些佛教徒不是研习经典,安心修道,而是为广揽信徒,做些虚张声势之事;为扩大影响,大兴土木,扩建寺院,不惜巨金,塑造佛像,且攀比之风日盛。忘却了佛陀的遗教,背离了佛陀的本怀,遭到了社会的讥嫌。

      佛教的昌盛,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国家为繁荣经济,给佛教许多优惠政策。当发展经济的浪潮冲向寺院,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继承传统文化”、“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地方经济”等口号的掩护下,社会上某些唯利是图者钻了如土地无偿划拨、建设费减免、经营税赋免征等优惠宗教政策的法律空子。乱修滥建,看似寺院,实为借佛敛财的公司,招摇撞骗,胡作非为,做起一本万利的生意。“扰乱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欺骗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侵占了佛教的有生资源,制造了信仰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混乱 ”,严重地损害了佛教在社会上的整体形象,使社会对佛教产生误会,清净道场变成了市场。如此下去,历史的悲剧怎不会重演?

      佛灭度后,佛教的兴衰成败都维系在僧人身上,僧人肩负着“绍隆佛种、续佛慧命”的重任。僧人若能尽职尽责弘扬正法,佛法则兴;相反,如果是消极避世,生而忘生,苟延残喘,寄身佛门;或醉心名利,妄行邪见,装神弄鬼,欺世盗名,佛教必衰。反躬自省,物必自腐而祸生,主体不立,附会丛生,太武帝灭佛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这足该使我们觉醒。我们应明了贪欲是生死的根本,贪婪是灭佛的亲因。我们应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存出离之念,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自身建设也就是原会长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报告中指出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并具体阐述为“以信仰建设为核心、以道风建设为根本、以教制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建设为关键、以组织建设为保障”,自身建设是佛教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关系到佛教的生死存亡;倡导“以戒为师”的理念,因“以戒为师”是佛教长久住世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与保障。把自己培养成信仰纯正、德行高洁、道心坚固、教理精通的出家人,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出淤泥而不染”,做化世导俗的人天师表。如果我们舍本取末,背离佛陀本怀,蝇营狗苟于浮尘邪务,定蹈历史的覆辙。昔日僧人因不自重,生活奢侈,遭到太武帝灭佛之灾,成为后人哀叹的对象,而今我们若不引以为鉴,自省、自强,岂不将成为我们后人的笑料?

      佛教历经两千年而不衰,重要原因不是殿堂的坚固和辉煌,而是具有超时空的教义和与时俱进的教理,佛教之所以还是佛教,就是因为其教义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佛教为何至今还能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后来的祖师大德们契机契理契时地将教义给予诠释,创造出顺应时代的教理。

      教义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犹如人的骨骼,人无骨骼成为一堆肉泥,佛子若背离教义将不成为外道,教义是佛陀亲证亲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即思想核心的缘起和“知苦断集慕灭修道”的四谛。无论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或是大乘佛教时期,无一不是以此为准绳、基石。依之修行,则可以成就佛道;违之,就会自取灭亡。佛教为何于十三世纪在印度灭亡,就其自身来说,是因为佛教徒抛弃了根本教义,使教理极端异化,佛教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根本教义不能丢,与时俱进的教理也不能忽视。佛陀的伟大之处是站在时空的高度给后人提供了思想源泉,但并非是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后来的祖师大德依照佛陀的根本教义找到了符合时代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教理,佛教才得以延续和发展。否则,就将被时代淘汰。北魏太武帝灭佛,就自身而言,佛教初来乍到,尚处在依附阶段,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也没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发挥不了佛教应有的功能,因而就容易被别的思想取而代之。

      佛教教理是佛教的“肌肉”,人无强壮的肌肉很难行走,佛教无丰富的教理,很难昌盛。佛教在中国唐代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是因为教理的繁荣;而以后各朝代又呈现势微的状态,是因为对禅宗“不立文字”、净土宗“一句南无佛,皆共成佛道”的偏面理解之影响,再加上本来就有“秦人好简”的习惯,造成了轻视教理的研习,以致于“观浮屠门内,变禅为惨,成净为阱者,比比皆是12 ”。

      佛教教理具有时代性,因此,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与时代同步,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建立自己的坐标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以往的教理重新梳理,决不能照抄照搬,墨守成规;不能执著于“离经一字,皆为叛道”而食古不化,也不要认为凡是祖师大德所宣说都适合自己,奉为真理,这便成了盲从与附和,佛教徒便成了语言文字的囚徒。就如佛经常见的“女转男身”这句话,随时代的进步,观念的改变,其内涵就有所不同。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女转男身”中的“男”、“女”可以性别去理解。而在当今男女平等的时代里,再那样理解就不合时宜了,“女”则代表软弱、怯懦之气,“男”则代表勇敢、胸怀宽广、充满生命力的大丈夫之志。否则,将被人们对佛教产生误解歪曲,认为是迷信,甚至蔑视为无知而抛弃。

      佛教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佛教给社会创造多少物质财富,而是佛教给社会带来了无穷的法益,对社会具有化世导俗的功能。为了发挥化导世俗的作用,佛教就应该与时俱进,与社会相适应,将深奥难懂的佛理通俗化,符合现代生活的理念,如将“六道”中的“饿鬼”解释为“象征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就是一个新的尝试。但相适应绝不是削足适履,通俗化也决不是庸俗化,把佛教最基本的因果论演绎成宿命论。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佛教若不能与时俱进,依照根本教义,创出“继承传统而不泥于古,适应时机而不流于俗”现代人所能接受而又极愿接受的教理,将不能与社会相适应,也失去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必被社会所淘汰。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佛教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光芒四射,不唯有益于个人的解脱,更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因此倍受世人注慕。

      但纵观历史的发展,触目心伤。佛教曾几度兴隆,几度毁灭,原因何在?太武帝灭佛,给后人以无尽的思索……

      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机遇和挑战并存。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对的机遇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样前所未有。面对纷繁复杂的世情、深刻变化的国情,我们如何才能抓住机遇?如何才能赢得挑战?佛教如何生存和发展?如何实现应有的价值?历史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了佛教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荷担起如来家业。我们要认真学习佛教发展史,掌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只有借鉴历史,才能更好地完善自己;只有反思历史,才能认清发展方向。我们要居安思危,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沉痛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明白应该有忧患意识,清醒我们的头脑,重新审视我们的现状,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太武帝灭佛”这一法难作为警钟长鸣!(信息来源:摘自《灵山海会》)

    转载请注明来源:略论太武帝灭佛---宗